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成为社会热点，极端事件时有发生。“人文清华”专访著名人类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探究医患关系的本质与解决之道。

　　在医患矛盾中，医生和病人似乎都像是“弱势”方，那么医患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界定，它是平等的，还是一方高一方低呢？

　　对此，景军教授表示，医患关系永远不会平等。他类比师生关系指出，老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永远平等的，但在知识上并不对等，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是如此，知识量和分析能力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医患关系不会平等。

　　观点一认为医患关系是法律关系。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服从、配合的弱势地位，无法与处于主导地位的医方相抗衡。因此，完全应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和调整。我国部分省市也已通过相关法规明确将患者列为消费者，如泸州市法院为了规范辖区内的司法裁判，出台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观点二认为医患关系是经济关系。医患双方都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患者来说，医疗活动中的自身效用最大化包括医疗费用的最少化和医疗服务的最优化。对医务人员来说，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则包括理想的报酬、工作中受到的尊重、足够的休息等。因此，一方面，对患者来说，失去了高明的医生与优质的服务，生命也就没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对医院和医务人员来说，在充分减轻患者看病负担的基础上，优质的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失去了患者的信任和惠顾，医务人员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观点三认为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病人的求医行为隐含着对医方的希望和信任。而医方的特殊职业性质和职业信誉，要求其必须接受病人的托付，并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可能地实现患方的希望和托付，这也是医方的义务和责任。

　　景军教授认为，不能把医患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医院不是商店，买东西可以这件不行再换一件，没有关系，但医疗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一个人看七个大夫。”同时，它也不应该是法律关系。“把医患关系看成法律关系的基础是把它看作经济关系。看病不满意医生就有问题吗？不对。”

　　景军教授指出，要建立良好的常态医患关系，首先要恢复大众对医疗制度的信任。

　　在他看来，被部分学者视为解决之道的公费医疗并不能消除社会矛盾，而且公费医疗本身也有效率问题，交流才是医患关系的关键，“不管什么国家都会出现医患冲突，这和制度关系不大，也并不是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决定的，最直接根源是交流的失败。”

　　他引用哈佛大学Wendy Levinson的研究结果作为佐证。Wendy Levinson用抽样方法选出医生，一半从来没有被告，另一半至少被告过两次。她用录音记录了这些大夫与患者的对话，结果发现了两个共性：其一，从来没有被告的医生同患者交流的时间比被告过的医生平均多三分钟（即18.3分钟 ：15分钟）。其二，没有被告过的医生通常使用指导性语言，而不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话，这样的医生通常比较幽默，愿意听患者说话。最有意思的是，善于交流的大夫和不善于交流的大夫相比并没有提供更多或更好的用药或病情信息。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同患者交流的方式。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发生了一个医疗事故，别人建议她去告医生，她说我为什么要告他，这小伙子一直对我特别好，我告他不是把他毁了吗？这说明医生的交流态度是好的，即便出了事故之后也不一定有人告你，但如果态度不好，即便不出事故，也许人家也会记恨。”

　　虽然医患纠纷从大概率上来说主要源于交流的失败，但景军教授也表示，“在咱们中国社会也不能不说有一小部分人心理有病，有一部分人不文明，故意为难医生，我们国家需要进一步做公民文明建设，这很重要。”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获终身教职；2001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05年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聘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先后包括历史记忆、水库移民、生态抗争运动、儿童饮食养育、自杀及艾滋病；目前研究焦点为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社会和政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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