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利用返乡过年之机，在基层进行了深入采访，写下了这一组随笔。他们笔下这些让人难忘的人物，充满了异常丰富的乡间情味——有喜悦、有好奇、有无奈、更有期待。迎着新春的曙光，我们应该在百姓这一堆魂牵梦绕的事情中，获得感悟，规划未来。

　　发哥之所以“晒”腰包，其一是因为春节与记者见面，发哥一高兴酒喝得有点多；其二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发哥日子过得不错，腰包里确实有“内容”；其三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哥有求于记者，不晒晒腰包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民弟，你今年回来过年真让人高兴，我原本准备去北京找你的。”这是大年初二发哥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

　　记者知道，十多年来，发哥一直做着倒卖衣服的小生意。他几乎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开着三轮车拉着发嫂，载着从石家庄或者安阳批发来的衣服赶往附近十里八乡的集镇上摆摊销售。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从未停歇。

　　“你发哥显老了吧，是累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几年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操心孩子，能不累么？”发嫂一边摆放着下酒菜，一边介绍说，为了抢占好一点的摊位，每天凌晨四点多就得起床，夏天热得要死，而冬天又冷得要命，特别是这两年冬天气温低，发哥的脸都被冻伤了。

　　“过年了，咱要多说高兴的事。”发哥瞪了发嫂一眼，举起酒杯兴奋地说，“身体虽然受累，可腰包不是受益了嘛。”

　　这几年让发哥高兴的事确实不少，在推杯换盏中，他扳着手指一一道来：耕地种田不用缴农业税，还发放种粮补贴；参加合作医疗，生病住院不再害怕；家里盖起六间连排大瓦房，置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还安装了电话；特别是两位老人都八十多岁了，身板仍然硬硬朗朗的……

　　“我这几年最高兴、同时也最不容易的事，就是通过做小买卖挣了些钱，先后培养出两个大学生。”

　　鼓掌，应该为发哥鼓掌。记者深知，在河北魏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乡村里，像发哥这样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并不是很多，而且像发哥这样培养上大学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的开明家长则更为少见。

　　“既然你鼓掌，就得帮忙。”发哥不失时机地告诉记者，“三妮儿今年毕业，你还得帮着找工作。”说话间，他把三女儿招呼进来。

　　三年前，二女儿毕业时，发哥到北京找记者帮着推荐就业，今年7月在石家庄上学的三女儿又该毕业了。

　　发哥一边夸奖孩子，一边拍着腰包压低声音说，“这年头找工作难，需要花钱的地方给哥说一声，虽然你哥我一年挣个两三万元，可为孩子找工作舍得……”

　　“最后再种一年，下年就出去打工。”河南省民权县人和镇龙虎寺菜农杨银生说。虽然2010年物价尤其是菜价上涨很多，但是杨银生的收入并没有变化。杨银生说：“去年夏天番茄价钱卖不上去，有的只卖1毛钱1斤。8月到10月是菜价最好的时候，白菜能卖到1块钱1斤。要不是那时挣点钱，去年种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记者春节返乡调查发现，由于菜农种植的蔬菜没有完善的外销渠道，农村蔬菜供应呈下降趋势。菜农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投资成本上升，推高了蔬菜种植成本；另一方面，乡村人口流动频繁，加之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蔬菜消费日益疲软。

　　杨银生所在的龙虎寺村现有居民2800多人，距离县城约有20公里。杨银生种菜已有15年，现有3亩菜地，主要种植番茄和白菜。该村原来有菜农十家，现在只剩下三家。由于没有形成规模化种植和距离城镇较远，村中蔬菜主要供应本村和周边几个村庄。

　　在农村，买菜并不是刚性需求，农民都会在自留地种些季节性蔬菜，当菜价上涨过快时，农民就不买菜。村民时光玲说：“孩子在外上学，丈夫外出打工，就剩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冬天也没买几次菜，家里有人回来了才会买点便宜的菜。菜价太贵了，就不买了呗。”

　　种植蔬菜的成本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菜价的上涨。价钱好的时候杨银生种菜的毛收入也就是两三万元，除去成本也挣不多。杨银生的妻子说：“煤、竹皮、草栅子、化肥、种子、农药、塑料膜的价钱都在上涨。搭在大棚上的草栅子现在30元一张，原来只要5块钱，一年涨5块，一年还只能用一次。”

　　村民反映菜价贵，主要是指从外地运过来的蔬菜，像春节期间青椒卖到2块一斤，黄瓜4块一斤。杨银生说：“青椒、黄瓜、豆角对温度要求高，这些菜即使种了平常也卖不掉，也不能光指望卖过年那几天。”村民日常消费最多的还是白菜，但是杨银生至今有近500斤的白菜没有销售出去。春节期间白菜最好的才卖到3毛钱1斤。本村另一菜农杨连臣说：“年前那十天，白菜都卖不动，一天能卖两三棵就不错了。”

　　没有蔬菜保险和种菜补贴，遇到灾害性天气，一茬蔬菜会变得颗粒无收。没有完善的蔬菜输出通道，在蔬菜旺季菜贩子便趁势压价。杨银生的妻子表示，夏季番茄成熟时，每天都得摘收成熟了的番茄，这很费时间，就没足够的时间赶集卖，只好卖给菜贩子，菜贩子压价很厉害，不卖给他又不行。

　　水利是农业命脉，杨银生种菜面临的一个很大困难是浇地难。他说：“因为农田中的电线被盗，已经有两年了浇地都是靠车子拉水，这跟原始农业差不多。这些年种菜很辛苦，身上都落下病根了，水也快拉不动了。”高强度劳作却是低收益回报，这也是很多菜农转行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

　　杨银生说：“自从种菜以后，就没玩过，没打过牌。逢集市时，装车装到晚上12点，凌晨两三点就得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家也没时间收拾，过年也没个过年的样子。”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外出务工已成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一些菜农也逐渐加入到外出务工行列。杨银生表示，下一年他也会外出务工，打工有份收入，地里还有份收入，并且打工是一手活，少操心少吃苦。

　　看着春晚小品《新房》时，刚买房的北漂小周暗自庆幸。准新郎小周也是因“丈母娘需求”而出手买房，庆幸的是听说因为地铁修通他们楼盘新一期的房子又要涨价，但更让他纠结的是因坐等降价而贻误了去年初的机会——房子每平米涨了4000元。

　　“读了十多年的书，就是要从村儿里出来进城，可北京的家还是安在了村儿里。”小周在饭桌上当着一堆朋友自嘲地笑着说，不过，我们那儿都叫小镇、水郡、半岛啥的，目标客户群都是城市白领、未来的中产阶级，十年后那就是北京的中产阶级聚集区。

　　他们那套120多平米的两居室位于西南京郊的房山长阳镇，不到200万的总房价折合每平在1.6万元，而在2009年底2010年初时价格才1.2万元。“1万6这房价是我们老家的3倍，可在北京还真不算什么，地铁沿线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咬咬牙也还能扛得过去。”白领小周给记者算了算买房的细账，115万的20年公积金贷款，每月还房贷就要7100多块。幸好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不然的线万也要赶紧还，收房后还要交10万的契税和维修基金，装修和家电也还得20万呀。

　　自上大学算起，西北汉子小周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十二年，现在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部门经理，可以算是个不上不下的白领。在北京的这十多年，地下室、大杂院、筒子楼他都住过，最让他“自豪”的是，对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他比北京“土著”还熟悉。

　　可是，虽然在北京混了十多年，至今他仍是“身无长物”，因为频繁的搬家不允许行囊太多。夜深人静蜗居在自己的小间里时，他也曾想过在北京拥有间自己的房子，能把年迈的父母接过来住上一段时间，但钱包膨胀的速度实在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还好，小周在北京收获了一份完美的爱情，未婚妻并没有现实地要求他车房兼备，而是和小周一起凑齐了买房的80万首付，他们幸福地憧憬着能够早日住进自己的新房。

　　在这个春节假期的聚会中，而立之年的朋友们之间，谈论最多的还是房子、票子。但是，当小周说起自己新买的房子时，大家谈论工资、股票时的幸福感顿时不见了踪迹。

　　小王也在和未婚妻四处看房，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两个人也必须买间大房子；郑哥正在着急筹措被“新国八条”提高的首付款比例；准备换学区房的孔姐姐因有两套房而丧失了购房资格；赵美眉则坚定不移地打着一场拆迁持久战，家住东城区的独生女小赵，和拆迁办打了4年多的交道还是没有谈妥，最近让她信心十足的是新修订的拆迁法。

　　这些贴着“白领”“骨干”“精英”标签的“白骨精”朋友们，大多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也有不少成了部门的负责人，按照社科院的说法也都混入了中产阶级。但是，除了那些有远见的，5、6年前咬着牙早买了房，或者家境不错有父母资助的，剩下的“白骨精”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房奴，毕竟有个房子才有家的感觉，尤其是在新年炮竹响起的时候。